新周报 总第950期
2025-10-24 16:59 知音官网发布
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尤以党的成长岁月最为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的幼年，通常是指党的成立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而从幼年走向成熟，则是10年土地革命战争。伟大革命造就伟大领袖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这里所说的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还有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都发生在党的成长时期。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有人误认为率先“上山”的毛泽东是做“红色山大王”去了，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则发挥想象，说中国的农村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都吃了，必遭农民反对而失败；他主张把红军拆成小股流动，等待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再集中起义夺取政权。
这一年10月，党的六大中央回到上海，那时各地红军斗争十分困难，中央想到布哈林的“锦囊妙计”，向各地红军发指示，让毛泽东、朱德、贺龙等著名红军领导离开所部，把队伍分散成小分队，以隐匿队伍目标。
毛泽东、朱德不干，贺龙、彭德怀也不干。他们都去信中央，说红军一旦分散等同于解散，等于取消党的武装革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好起来。很快，中央也发现之前的指示不对，便在六届二中全会作出纠正。
然而，那一时期的中央仍听命于共产国际，不能面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一而再地犯“左”的错误；幸亏各地领导不得不面对自身所处实际，各自为战。于是，形成中央一再“左”倾，全局仍在继续发展的怪现象。
但随着共产国际直接出手干预，让王明、博古主持中央工作；王明、博古则搞宗派主义，撤换中央战略区和鄂豫皖、湘鄂西这些主要战略区领导。结果是造成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严重失败。再一次的严重失败教训，终于使党成熟起来，回到了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4年党和革命陷于第二次严重失败的13年间，党一直没能正确地解决谁来领导这一问题。之所以没能正确解决，与党不能独立自主、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密不可分。
事实上，伟大革命不仅需要伟大领袖，而且造就伟大领袖。这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土地革命战争发生后，他们一直战斗在关键岗位上。毛泽东战斗在战争第一线，他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而创造性地解决了党的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建军和作战这三个基本问题；既而，与他的战友朱德、彭德怀等创造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
毛泽东被共产国际和“海归”列为“山沟沟”里出来的，最终连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领导也当不成，长期赋闲。直至1934年大革命遭遇严重失败，党内有识之士才彻底明白，唯有中国革命实践造就的能人，才能领导党和革命走出危难，走向胜利。这才有了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
达成党内的团结统一
党转入土地革命战争后，经历了前期的创造中国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中期的打破敌人大规模“围剿”，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党的革命战争第一线领导，已经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适合于自身特点的一套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战争的开展形式上，采取依托根据地作战，以根据地苏区人民的战争伟力养战，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
在强敌进攻面前，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主动战略退却避开强敌锐气，诱敌深入我作战地域，待敌兵力分散，人员疲惫，判断失误，后勤补给也跟不上，敌人的弱点暴露，由总体优势转化为局部劣势，我军则转入战略反攻，将敌各个击破……（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